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,中国经济在新时代进行最重要的转身。而能否找到有效的“新动能”,直接事关新征程的未来前景。
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是贯穿今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的鲜明主题。在去年完成6.9%增速的基础上,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定调6.5%,多个经济指标也作相应明确,均不同程度考虑高质量发展需求。
而读解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的一把重要钥匙,也是寻找其中蕴藏的全新发展动力源。
替代结构性变革,不可顾此失彼
高质量发展的关键,在于寻找新的发展动能。而过去五年的重大成就之一,就是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。
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指出,五年来,发展新动能迅速壮大,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、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、投资、出口协同拉动,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第三产业共同带动。
“这是我们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。”李克强总理此话获得全场掌声。而到2018年,“还有很多坡要爬、坎要过”的中国,动能转换仍待持续。
张兆安代表指出,“动力替代”或许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。在消费、投资、出口协同拉动基础上,未来需要逐渐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。
围绕消费,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专列一节进行阐述,强调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,包括发展新业态、新模式推进消费升级,增加服务产品供给等;论述“全面开放新格局”时,报告也特别提出要下调汽车、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。
在张兆安看来,这样的表述颇具深意。“消费对经济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,但还有更多文章可作”。同时,产业和资本亦需实现某种替代,加上动力替代,三个“替代”或可构成持久有效的“新动能”。
产业方面,报告提出要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,发展智能产业;同时要运用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,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。
实现这样的产业替代,张兆安强调,新兴与传统两者不可偏废,不能顾此失彼。这对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提出了颇为现实的考验。“中国目前仍在工业化进程中,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需要通过改造实现并驾齐驱,”张兆安说,“通过结构调整、能级提升,有的传统产业也会向高新技术发展。”
资本方面,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,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。而对产权保护问题的突出强调,及“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尽显身手”等表述,以及对外资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,扩大电信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、新能源汽车等多领域开放,和在多方面对外资限制放开的利好消息,也释放出鼓励民资、外资做强做优的积极信号。
增减“聚力增效”,优化政府职能
以开放促改革、改革促发展,已被40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。而“再深化”“再扩大”,首要在于政府以自身改革实现职能转变。
在“深化‘放管服’改革”部分,李克强总理提出多项展望:今年将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,证照分离改革中,各类证能减则减、能合则合;企业开办时间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均将压减;各类办事证明全面清理,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……这段325字的话,获得在场代表5次掌声。
在推动“三去一降一补”的大背景下,政府的“减法”方能换市场活力的“加法”。而在明确表态之外,“减”本身也需要持续而系统的集成创新,以及具体的流程再造。
印杰委员就指出,报告提出今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要再压减一半,“但是按照现有政府规章,各部门在此框架内再怎么压缩,仍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。要同时符合改革和依法行政的要求,就有必要梳理政府规章,再塑项目审批流程。”
同时,政府职能优化,亦需在多个方面做好“加法”。
对于今年财政政策,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将按2.6%安排赤字率,比去年预算低0.4个百分点;财政赤字2.38万亿元,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.55万亿元,地方财政赤字8300亿元。与此同时,今年全国财政支出21万亿元,支出规模进一步加大;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10.9%,增强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财力。
对这种加减之变,报告写了四个字:“聚力增效”——从政府角度,无论是财政投入、政策推送还是开展管理,“增效”是一切“加法”的核心要义。换言之,无论增减,政府行为均需接受效果检验。
“这些年,政府部门自我改革、自我复查,削减了很多审批事项。但与政府大刀阔斧的自我改革相比,企业的获得感未必都那么强烈,”蒋颖委员说,“企业的需求是最终办事便利、解决难题。因此,需要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,去看待政府“放管服”改革的成效,去打破监管的信息孤岛,优化政府集成创新。
刘小兵代表则指出,政府对社会财富再分配进行干预的方式——尤其是税收政策,就需要精准务实,体现“向社会中比较富有的一方多收税,同时在支出时让贫穷一方多受益”的制度“初心”。
加速改革促创新,政策不应犹豫
创新是当今最重要的动力源。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专列一节阐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,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,还用了一个词:“加速度”。
跑出中国创新“加速度”,重中之重仍在改革。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对此特别指出,“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,要抓紧修改废止;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,要下决心砍掉。”
这番表态同样引发热烈掌声,而具体措施更蕴含一些重要变革。如报告提出,将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;对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,采取灵活的薪酬制度和奖励措施。
许宁生代表直言,目前不少地方领导首先忙的是创新驱动而不是招商引资,这是可喜现象,但体制机制仍是制约创新的掣肘。当下,应当迫切建立起创新体制机制的高度紧迫感,“国家应以创新体制聚合力,出台政策措施,鼓励地方和社会力量投入科技创新;政府则应把中央出台的政策措施用足,措施出台、举措紧跟,形成组合拳,这方面不该犹豫。”
与此同时,创新投入同样有效能问题。孟洛明委员说,报告提到,5年来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。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%,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,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.2%到57.5%,“折算成百分比,就是全社会研发投入5年增长了70.9%,国际科技论文总量5年增长也超过70%,但是科技进步贡献率,仅增长5.3个百分点。”
他进一步举例,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,已经超过欧盟国家水平,论文被引用量也超过德国等国家,但科技进步贡献率却仍低于德国等西方国家15年前水平。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并未回避这样的现象——报告在谈问题时即指出,“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够足,创新能力还不够强,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”。
“创新发展的文件,国家出了很多,关键在落实。”孟洛明表示,要调动起地方、部门积极性,莫过于考核他们。这或许是撬动“加速度”的推力。“应该把创新驱动发展,纳入各级领导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指标。”